 还有历史真相！—赵复兴
《七万，还是一万？》（上海华先生）
——“片蓝”流失量的文献评析
赵复兴题记：
片蓝问世20年了。说心里话，老生跟片蓝有着一段割舍不断的感情，20年的孜孜不倦终于感动了上苍，华先生您辛苦了！ 20年来，在我接触片蓝的过程中没少遇见贵人。今天你的《七万，还是一万？》关于“片蓝”流失量的还原历史真相文章，一旦发表必将语惊四座、轰动整个集邮界，甚至会影响到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海内外集邮人士对【中银错片】收藏价值的重新评估。同时，也可能对促使国家早日解密“片蓝”的流失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由于时光流逝，我“大裤衩子”也已从壮年变成老生啦，真盼来那一天也高兴不起来了，这也是老生最心酸、最遗憾的事。唉！这也许都是上帝的安排吧。哈哈！
手中最多时已达近千枚的“中银片”，竟被“咕咚”成8000片，还什么“如果流失量是七万，他手里得有15000片”。好一个天方夜谭！经历这20年的风风雨雨，切身体验到了什么叫“人言可畏”，什么叫“杀人不用刀”啦！到目前，手里的片蓝由于各种原因也所剩不多了。前几天“片蓝”被一些人给忽悠到了2000元，有人急用钱给老生打来电话，19500元成交了10片。实话实说，那时老生再看到76407的数字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了。如果有便宜的还想再买点留给后人。赵复兴 20100809
片蓝是JP22中银错片的简称。对“片蓝”流失量的研究，私下猜测之争自然20年前从回收开始就有了，当时的小报可见一斑。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最好是结合市场实践。但由于缺少市场实践的材料，只能做一些文献性的分析，就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来比较鉴别，谁的正确可能性大一点。就目前知道的研究片蓝流失量的公开刊物文章，主要是一万还是七万两派，有赵、刘、徐、陈四篇，时间集中在1999——2000两年。
这个争论，始于赵复兴的文章。1999年4月有民间“片王”之称的赵复兴在“中国集邮”杂志发表对话体文章：《JP22“片蓝”-中银错片收藏价值的论证与研究》，首先提出流失量约一万的说法，是第一次明确的见诸国家权威刊物之说，但他没有公布数字来源，权威访谈对象的名字也被有意掩盖，减少了说服力。第二年，中国著名集邮史家刘格文将军在2000年9月“中国集邮”杂志，发表《走进片蓝》，公布了对流失量进一步研究的情况，也是一万论。但是观点没被重视和普遍接受。这可能是由于不久，徐国忠和陈方权两位先生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了七万和六万的说法。并提出流失具体数量已有专门通报文件为证，可以定论，不必再讨论。徐文题目《片蓝种种》登载2000年11月《集邮》杂志上。后者陈方权题目为《有关片蓝流出量的一段史实》，并自认为是补充佐证徐国忠之文的，我们可以归为一类。
时至今日，两派相争，“七万论”以有国家通报明确数字定论占了上风，“一万论”似无出头之日。但是历史的真相是不能长期被掩盖的，我们今天就是要重新讨论，看看7万论和1万论，究竟谁能站住脚。通过对国家通报和上述四篇文章的解读，我们的看法是：“七万论”是刻舟求剑，“一万论”才比较可信。
一，“7万论”的提出和论证方法
1991年1月25日，当时的国家邮电部，就片蓝流失事件情况发出通报，文号为1991年46号文件。该通报指出：一九九0年五月十五日，部下发关于停止发行《香港中银大厦落成纪念邮资明信片》（以下简称《中银邮资明信片》）的电报通知以后，清退工作历时数月，现已基本结束。中国邮票总公司共发出《中银邮资明信片》八十一万七千二百枚。截至一九九0年八月十五日止，实收回七十四万零七百九十三枚。回收率90.65%。（按此计算，8月15日时的流失量为76407片。）
1，徐国忠的观点及错误
2000年11月，徐国忠就根据这个文件的上述几句话作了判断，提出流失量7万的观点。徐国忠的文章，在方法上其实很简单，就是机械应用了这个46号通报的8月15日收缴数字内容，认定了七万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真是可以作为证据吗？当然不是。46号通报本身表明：通报发于1991年1月25日，当时的数字材料截止于1990年8月15日，毫无疑问，从1990年八月到1991年一月，这几个月的收缴工作依然在进行，这阶段数字还没统计进来；并且通报表示，工作不能停，还要严厉的进行下去。所以，8月15日的数字，不应该是被凝固了的最后的与在廊坊纸厂销毁最接近的记录数字。
通报文件明确提出：有流失的14个省市，“山东，四川，贵州，吉林，河北，新疆，江苏,广东，湖北，河南， 北京（邮），陕西，山西等邮电管理局以及重庆市邮电局对提前出售的问题继续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写成详细报告报部。如有发现有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管理局应组织力量迅速查清，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继续清理会言而无效吗 ？ 在实际上，后续清缴工作更加严厉，处罚力度是非常大的，领导是动了了真格的。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走过场。
在赵复兴和杨处长的《对话》里说，“流失比较严重的是山东、其次是四川。邮电部把这两省作为重点，由省市局主管人员亲自层层把关，并分多次有步骤收回、力争把该片的流失缩小到最小程度，并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营业员头上，提前售出一片罚款18元（售价1角8分的100倍）。到后期有的地方卖出一片就罚款1000元！为追回已发出去的错片，邮电部党组十分重视，随着对各流失地、从局长、公司经理到营业员的处罚力度及罚款数额的不断加大，有的营业员把提前售给熟人的中银片又都追要了回来。为此事还撤职了两个县级局长和多名公司经理。”
《对话》里的描述是完全可信的，因为通报本身就提出了100倍罚款的明确要求；而且比具体罚款数更重要的是通报的发文意图，主要精神，是严格邮票发行纪律，防止以后再犯。为此，在通报文中的最后部分，特别有“部重申”一节，专门重申了两条发行纪律，它有杀一儆百的明显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清退不可能没有成效。所以，以此看，截止8月15日，90.65%的回收率绝不会成为最终的结果。这样，在逻辑上，非要以90年8月15日的数值为结束点，抹杀或割裂到发文时间，直到以后销毁时的数据，是不严谨的。显然，徐文一方面提及通报提出“后续要查”，一方面武断认为认定现有数值可以基本认定，是错误的。然而徐文对此没有任何解释，难道是认为后面的工作不会有成效了？我们前面已证明这太想当然，不符合通报的发文精神和后来的实际。事实上，应该还有以后两个阶段的搜缴记录数字；但是没有被提及，几乎是被粗暴的抛弃了。所以徐文的结论是不可信性的。
2，陈方权数值的时间及意义。
陈方权是另一个7万论的重要支持者。在片蓝流失量的争论中，陈方权提出了六万论的观点，并以“有结论的东西不要再炒了”作为文章结尾而似乎给这场论证盖棺论定。其实，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陈方权的文章，他没有第一手材料，对于数值的处理更加简单，是采用了1991年三月的粤郑先生的一篇内部学习文章，该文仅说“根据总公司提供的材料”，是6万左右。并没有表明采用材料的截止时间，陈方权也没有研究论证或说明。但是根据粤郑发文的时间和采用了通报内容的事实，我们推断这是90年8月15号以后的数值。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8月15日时的数值。而早于这个时间的数值，会闹出越清退流失越多的笑话，或者通报8.15数值夸大失真的形象。这是总公司和报刊编辑不会允许发布的。而只有后来的最新数值才有意义，才值得他去标新提出。这样，这个文章时间发文比通报晚了一个多月，我们除了知道收缴有了进展，数值有了变化，还能说明什么？也许过几个月，数值又变了。能说明收缴停止，是最后的数值了？显然不能。他陈方权名为补充印证徐的文章，其实恰恰是起了否定作用。他否定了徐的方法，实际也否定了自己，因为在时间上，他采用的明显不是最后的数字。
3,徐、陈方法论的错误表现纵观徐、陈的文章，在方法论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强调通报的权威性，但是强调得过分。徐文是把通报的形式权威与内容客观割裂开来。通报是有权威性的，但也是相对的有限的。某种程度上形式的意义大于内容。从形式上看，通报的权威大于一般的个人发言。但他只能保证文件确定时间范围内的数值的权威正确性，而不是相反。超过了他的时间范围，譬如8月15号以后，它实际上没有作确定。那么对8月15号以后的数字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呢？并不比了解情况的有权威的个人发言强。硬要说通报8月15号的数字有确定性，权威性，能管到最后销毁时的数字，是否在演现代刻舟求剑的笑话呢？8月15号以后的数字，反映在以后的通报里，最终的数字，反映在以后地方集邮公司给总公司的汇总里，反映在总公司给部的汇报里。留存在当时总公司最高处理者的脑海里。但这一切，都没有反映在徐、陈的文章里。
第二，强调基本结束，但是混同于完全结束。通报说的基本结束，指的是整个清缴工作，是指收回达90%而言。但是通报明确指出还要继续清理。并提出了两方面的具体内容，力争把流失片子收回来，减到最低程度。所以，徐文是把基本结束与继续进行对立起来，以前者抹杀后者，好像后面的10%。也不要搞了，把基本结束混同于完全结束，是错误的。
所以，总体上讲，徐文和陈文的数字，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数字，以此限定后面的全部数字，甚至排斥它们的存在，是错误的，是在演现代刻舟求剑的笑话。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徐文或其支持者有任何的旁证，支持其那样解读通报的依据。而陈文，自以为印证，其实不是帮倒忙吗？至于那些不仔细看文件通报，跟着人云亦云，是以讹传讹，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该有所清醒。如果说以前看不到文件只能听传说，情有可原，那么现在文件都能原文看到了，为什么不自己动脑筋读一读，想一想呢？
二，“一万论”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1999年四月，《中国集邮》杂志登出了关于片蓝流失量是一万的文章。发表者是“民间片王”赵复兴。我们现在不知道，当时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抹去了被访者——提供材料的实际主管、当时负责片蓝清退工作的杨处长的名字，使文中提供的数字，在外人看来变成了民间专家的私人估计，看来是被访者还不愿透露姓名。结果，大大消弱了数字的价值。但是相信这个说法还是有影响和意义的。所以后来，第二年《中国集邮》编辑部特意邀请邮史专家刘格文将军再做一次认证。
1，刘格文将军的研究结论
从刘格文将军发表的文章及编者按看，他以特别受邀的身份研究片蓝的流失量，研究条件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他的研究并不顺利或一帆风顺。他在邮电部文史中心居然没有找到相关材料。有人说这是因为通报是个阶段性材料，不予存档。这是一种可能的假设，但我不能确信。新中国第一张出错回收的邮资片，这么大的事，总该有个总结性材料吧。从46号通报的对后续工作程序的要求内容看，最后应该有汇总的材料，详细表明最终各流失省份收回了多少。材料找不到，但是这个事实信息一定存在。因为有最终收缴品全部在廊坊纸厂销毁的这个事实在。而且这个销毁是多方监督下进行的。
刘格文的办法是好的，最后访问事件的两个主要当事人，原总经理刘殿杰先生和原处长杨树明先生。在事理逻辑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最后的数字。结果，他们提供了数字。前者说是一万左右，后者说是9千多片，不到一万片。于是，“一万论”被刘格文权衡后采纳。刘在文中说，“我在参与撰写《中国集邮史》时，曾专门到信息产业部文史中心查阅档案，可惜未果。既然没有找到可靠的官方文字资料，与其相信非官方印刷品上的道听途说，不如相信官方权威人士的口头证实。”需要指出，刘文表明，他当时不是不知道有七万的说法，是他鉴别后放弃了。现在的问题是，刘杨两人提供的信息可信吗？刘格文将军的这个结论可信吗？刘文还是私人访谈吗？有足够的权威性吗？
2，关于证词的可信性
从身份上讲，刘总、杨处他们当时主管该项工作。一个总经理，一个业务处长，按46号通报的要求，当时各地的最后清理工作详细材料要汇总到他们手里，由他们再汇报到部里。他们有权力和有义务来接触此项数字，或者说，他们必然和必须了解此项数字。
赵复兴最近指出，他和杨处长的对话是在92——93年。主要内容就是片蓝的流出数量。当时他还在职、对话距离错片销毁时间的间隔应该不会很长。赵的对话体文章记录了这段往事。
甲：“中银错片“究竟流失甲多少，您肯定知道了?
乙：不到1万片，大约9780片左右吧。
赵说，“作为乙的杨树明处长回答的斩钉截铁一点没有迟疑，尤其当时还有吴宝新在场”。
七年后，杨处长和刘总经理接受刘格文的咨询。他们提供了数据，不但刘、杨相互一致，而且杨本身前后一致。真可谓是相互印证。中国俗话，一人为私，两人为官。刘的访谈，刘杨互相印证，赵的访谈，当时有吴宝新在场，以后有刘格文的调查为证。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和逻辑推理证明，刘杨有串通伪造数据的事实嫌疑，那么刘杨数据就是在法律上也应该可以确信。所以编者按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是提供非常重要的数据，是有道理的。
3，刘格文的文章有权威性吗？
权威是相对的，但是这篇文章的权威不小。
首先，写作者，是中国著名邮史专家，被邀请撰写中国集邮史，有丰富的史料选择和鉴别的经验，又有将军的身份。从刘文可知，当时他对片蓝早有研究，中国邮坛最早关于片蓝错在何处的说法是由他提出和被大家沿用的，同时，他又不是固步自封的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片蓝错在何处的补充解释。所以，编辑部请他解释这个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名至实归。现在有人怀疑他的权威性，认为他没有看过通报原文。难道他看过就一定会象徐国忠那样解读文件，刻舟求剑？他舍弃那原先记载自己日历上的没把握的流失数值，转向两个当事主管者引证，正是一种明智和有经验，负责任的表现。
其次，提供数据者，是原主持该项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原总经理刘殿杰先生和原处长杨树明先生。在事理逻辑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最后的数字，而且是两个人。他们是无可替代的权威受访者。掌握第一手最机密最完整，也是最后的材料数字。按片蓝通报的规定上报要求，他们必然和必须掌握该项数字。
其三，文章组织者，是中国集邮杂志编辑部，而不是个人。他们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组织了这篇文章，不同以往的公开了材料提供者的姓名和职务，对调查文章做了按语和肯定。这无可怀疑的是要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发投稿。应该认为，刘格文受托写的这篇文章，不是个人访谈，是一次国家行为，是最高集邮部门的一次有组织的结论性认证。
第四，可信程度最高。迄今为止，并没有人拿出比刘格文的文章，更可信的数据来。从内容上讲，一些人流行已久的七万论如前所述，是演现代版刻舟求剑，把阶段性数值当终极数值，数据缺乏可信性。综上所述，解读通报，比较两种论点，四个版本文章，我认为刘格文的文章可信度最高，权威性最强。
三，从七万到一万的现实可能
作为单纯的文献比较分析，指出“七万论”的不可能，“一万论”的可信性就行了。但是从生活实际的逻辑讲，我们还要考虑，从流失七万经过后期继续清理回收，缩小到流失一万，有没有实际上的可能？如果可能，途径在哪？否则，“一万论”的可信性就会打折扣。有人提问，七万都流出了，还收得回来吗？怎么回来？花高价到市场上买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分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仔细阅读通报本身，它是片蓝清退工作的前期总结和后期指导。它可以告诉我们片蓝的流失特点和后期的清退指导。
1，片蓝流失的特点
对这个问题，通报一开始做了流失状况叙述，给了我们提示。通报说：“山东等十四个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将部分《中银邮资明信片》在发行之日前提前出售；还有部分地区在接到电报通知后仍继续出售，造成相当一部分《中银邮资明信片》流失到社会上。中国邮票总公司多次电催清退后，仍有些局等待，观望，迟迟不予清退。”根据这段流失状况叙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两点：
1）流失的集中性。
这是本次流失的一个特点。14个省市单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山东和四川。有材料表明山东25510多，四川16220，这两个省占了全部流失的50%以上。这些流失数字让我们思考流失的具体性。全国总共才80万，32个省市单位，扣除总公司留存，山东能分配到多少？虽然不能说山东一定会分到多少，这个数值不是山东的全部分配数。至少是它的一个很高的比例数，难道它能在接到禁卖通知后全部卖完？或卖得那么多？改革开放后全国邮票管理有所松懈。但毕竟还有一半以上省份一张没少的清退上缴，难道独有山东混乱嚣张到了这个地步？山东局长不要下台？但从售后的处理来看没有这个消息，全国只有两个县级局长下台。所以不可能全部卖完，或卖出这麽高的比例，那么原因何在？可以推测，这就是第二条。
2）清退的观望性。
通报指出：“中国邮票总公司多次电催清退后，仍有些局等待，观望，迟迟不予清退。”作为一种佐证，通报的数值时间也是奇怪的。发文在91年1月25日。截止的数值为90年8月15日，长达四个多月的间隔空缺，是否意味这段时间进展缓慢，下面不上报新数值。其他还有什么解释？
为什么呢？想谋利啊。山东属于沿海开放地带，85年的邮市高潮，让大家知道邮票，尤其是错票发财的道理，巨大的诱惑使他们本能的抗拒清退。而90——91，邮市又是一个炒邮的高潮的时代。想获暴利的引诱是难免的。这种抗拒的办法，不是把邮票高价卖出去，肥了营业员和外人，而是放在仓库里观察动向。这里存在通报指出的“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意图。所以通报特地提出要组织力量查处这一点。
这种流失的状况，流失的集中性和清退的观望性，减少了清退的工作量和金钱的花费量，不需要到市场买回来。现在有人提问，从七万到一万，如此大规模的市场收购，但片蓝的市场价为什么没飞起来，还是几百块？那很简单，并没有市场收购，流失的东西在仓库里等待。一句话，减少了清退的难度。
2，片蓝最后的清退
1）清退的力度
通报在总结了前期清退工作情况后，为继续开展下阶段清退紧接着宣布了奖惩措施“对能按部通知如数清退的上海，天津，福建，辽宁，黑龙江，海南，广西，内蒙，宁夏，西藏，湖南，江西，云南，甘肃，青海，浙江，安徽邮电管理局和北京邮票厂等十八个单位予以表扬。
对没有做好清退的山东，四川，贵州，吉林，河北，新疆，江苏，广东，湖北，河南，北京（邮），陕西，山西等邮电管理局以及重庆市邮电局等十四个单位进行经济处罚。决定：对这些单位以每单位二万元为基数，加上欠退的枚数按售价的一百倍处以罚款，罚款从企业留利中扣除，列入1990通信企业年度决算。
但是这个处罚并不意味就放过了这些违纪单位。通知强调:“对提前出售《中银邮资明信片》的问题继续清理，认真调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工作的有力措施，并将清理结果写成详细报告报部。如有发现有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管理局应组织力量迅速查清，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部。”
这个强调表明，在最后的清理阶段，邮电部目的有两方面，一是着眼未来，要提高对发行纪律的认识，以后不再违规发行。二是不忘过去，注意对那些蓄意藏匿的，内外勾结倒卖的清查处理。
邮电部对最后阶段的清退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要求重点地区领导一把手层层把关，反复清理，那态势简直象搞运动一样，人人过关。让我们再此温习赵文，加强印象。赵复兴1999年4月发表在《中国集邮》的对话体文章里，引用当时主管清退工作的杨处长的话讲，“流失比较严重的是山东、其次是四川。邮电部把这两省作为重点，由省市局一把手亲自层层把关，并分多次有步骤收回、力争把该片的流失缩小到最小程度，并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营业员头上，提前售出一片罚款18元（售价1角8分的100倍）。有的营业员把提前售给熟人的中银片又都追要了回来，到后期有的地方卖出一片就罚款1000元。为追回已发出去的错片，邮电部党组十分重视，随着对各流失地、从局长、公司经理到营业员的处罚力度及罚款数额的不断加大，有的营业员把提前售给熟人的中银片又都追要了回来。为此事还撤职了两个县级局长和多名公司经理。”
这段讲话表明，邮电部工作组，并没有放弃对已被列为流失数的那些片蓝的追缴。这个清退工作并没有偃旗息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么高的罚款和行政压力，必将促使一些流失，藏匿单位和个人重新思考。
2）清退的效果
邮电部的有力措施，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关于片蓝流失量的一段史实》的文章作者陈方权引用的粤郑先生文章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粤郑的文章名为《悔不该提前出售邮资片》说，“事后，部、总公司对提前出售邮资片的局进行了通报，并按原邮资片售价的100倍处以罚款处理，同时，受处理的相关人员后悔莫及地说：想不到提前出售邮资明信片惹麻烦、受罚款。这个教训终身难忘！”
此外粤郑文章提出，根据总公司提供的资料，流出量为六万左右。这个数值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必须搞清，这里再次探究，这是什么时候的数据呢？我们判断，应该是90年8月15日以后，甚至是91年1月25日发文后的数。要知道，粤郑文章发在91年3月份，文章已提到通报和100倍的罚款，应该知道截止8月15日的流失数字，是76000多，如果他的数值不是截止日后的数，不是能意味着清退效果的最新进展，不是最接近现实的数值，反而还是8月15日以前的老数字，还有必要拿出来吗？难道想要用此用来嘲笑或批评邮电部总公司越清退越流失的状况吗？或者攻击46号通报数字夸大吗？君不见，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抱着通报8.15数值不放，粤郑文章才过一个多月，要是随意马虎，更可以人云亦云，照章解读，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了。他现在拿出不同于通报的数字的数值，应该是意味着流失新数值，清退新进展啊。
需要提醒，文章发表在1991年三月，距离通报出发才一个多月，说明继续清退效果是明显的和迅速的。也许是92年的哪一天，在各方面的监督下在北京城外的廊坊纸厂进行了片蓝回收的销毁工作，也许在这个时候，片蓝的清退工作才能说结束。
3）最后的评价
不久以后，历史的机遇，让赵复兴与当时主管清退工作的杨处长北京邮市相遇相交了。后来在赵复兴的文章里有一段当时的对话评价：
“一枚邮资明信片，在发行日前两天各地都接到邮电部要收回的加急电报，在这种情况下还流失掉近万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而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一片红”年代，“一片红”是在公开发行日的当天全国已经销售了几小时后才接到停售电令的，此票才流失了3000多枚（现存世大约1500枚）。因此9780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或者说是不可思议了，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预想。”对话里的两个错票背景和沉重的历史感，恐怕不是赵复兴能编造出来的。杨处长的这种不满意，和远远出乎意外的感觉，让我们深信，杨处长的说法是可靠的，他没有必要在匿名说话时对老赵矫揉造作，满意故做不满意。这样，七万到一万的后续清退效果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所以，请相信权威当事人的叙述。请相信，历史的事实应该是，片蓝流失量在一万左右。一万论是有道理的。七万论站不住脚。请相信，未来有一天如果会有国家解密，会证实这一点。 上海华先生 20100816
[原创]片蓝“七万论”的证据学否定（上海华先生）
从法律的角度讲，证据起码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1，客观性，2，能证性。客观性，是指论据是真实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能证性，指论据和论题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论据可以证实论题。
徐国忠的“七万论”提出了两个证据。1，8.15截止日论。2，清退结束论。这两点的依据，他引证于46号通报，取证形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不符合论据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能证性和客观性。片蓝流失量的最终数字时间，应当截止于在廊坊纸厂销毁全部回收的片蓝的时候，这个日期大致在92年某一天。徐国忠用1990年8月15日的数值来证明以后的销毁时的数值，缺乏能证性，因为这两个数字时间不相关。为了证明有相关性，徐国忠提出了清退结束论。认为清退已结束，这个数值就是最后的数值，好象在以后的差异时间里，片子在仓库里睡觉，数值是凝固的。但这一点缺乏客观性。无论通报本身还是其他旁证，都证明结束论不附合客观事实。
首先，通报本身用词说的是“基本结束”，不是完全结束，通报里明显提出了后续清退工作的要求，没有清退已经结束的意思。
其次，作为旁证，赵复兴文章里杨处长关于邮电部领导重视后续清退工作的描写，证明清退没有在通报后结束。另一位7万论主张者陈方权文章里关于清退教育后营业员后悔提前卖出的描写，是对杨处长讲话的印证。
最后，陈方权文章提出最终流失量是六万的数值，经考证是90年8月15日到91年3月的数值，证明8月15日数值不是静止数字，不是最后数值。清退在通报后继续进行，并取得成效。
同样，陈方权不能表明自己引用的数值是最后的数值，他只是推翻了徐国忠的七万论，不能为徐国忠说法之佐证。所以，徐文证据缺乏客观性和能证性，不能成为事实上的证据，也最终没有法律上的合法性。20100816上海华先生
附记；关于片蓝流失量的最终数字，是赵复兴先提出“一万论”，邮史专家刘格文接着给予证明的。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集邮》杂志上，得到编辑部按语的肯定。我作的分析，或新贡献是证明“一万论”远比“七万论”具有可信性。“七万论”不合证据法要求，不应采信。20120507上海华先生
跟帖：感谢华先生，你贡献了研究成果，同时开启了热烈讨论。在寻求未知过程中，我对一个细节比较感兴趣，就是探讨帖中的329楼：赵复兴为什么对自己的辩论对手说：“老生相信，总有一天国家（对片蓝）会解密的！难道赵复兴不知道国家这么多年都没解密，以后也不定什么时候解密吗？他知道！他知道为什么还这么说，这不是一句空话吗？正是这句看起来的“空话”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是看出了赵复兴的真诚。在中银错片流出量上，他知道与对方不可能达成一致，可他又期盼有个了结，只有国家而不是他自己才能了结，因此他想到了国家。问题来了，如果真像外界传说的，他曾拥有过8000枚、15000枚中银错片，他会期盼国家解密吗？这两个数字如果能站得住脚的话，国家一解密岂不是彻底否定了他所说的9780枚，这一点他会比谁都清楚！他越清楚越迫切期盼解密，其中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他期盼最终结果的检验，检验那些不论是8000枚还是15000枚是不是流言；他期盼最终结果的检验，检验他传播多少次的与杨处长的对话。他坦然面对检验只能说明，在中银错片上，赵复兴说的是真话。”
[分享] 青峰谈片蓝流失量（上海华先生）
在尘网的贴纸《片蓝存世量》里，网友青峰在跟帖交流里谈了看法。他认为，用理性的具有逻辑的思维去判断一个未知的事物是探讨问题的最好方法，（应该）心平气和而不是大吼和谩骂。下面是他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道理，也符合他的原则，对我们认识有帮助，就把他的论述内容作了摘编，以分享的方式发在其它网上。也许会有没完全理解他意思的地方，也许有他现在觉得可以有补充，以弥补当时和他人交流时来不及表达的地方，期望他能重新校改或另行撰文，以更符合他逻辑思路和结论的方式，准确充分的表达他的意思。上海华先生20120620
一，7万多的流失量是一个阶段性的统计，这个应该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银的流失量目前两个流行说法，一个是总流失量是1万以内，另一个是7万多，至于哪个是更接近真实的数据，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作为我个人判断，不敢肯定邮政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把7万多的流失量回收到1万，但是7万多的流失量是一个阶段性的统计，这个应该是有共识的，
因为邮政的公告中说明还在下大力气回收，公告发出时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并没有截止。如果邮政发完公告后不再落实继续收缴，那么7万多的流失量即为最后的确定量，如果还在继续收缴并且像公告说的那么严厉，那么7万多的流失量肯定就不是最终的数据。
二，山东的流失量为什么多？
1990年我参加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至于当时的人口数是多少，过后国家有过明确的汇总报告，网上可以查到。公开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人口数量排列为四川1.07亿，河南0.84亿，山东0.83亿。当时至少四川和河南的人口肯定都比山东的人口多，而山东却是中银流出的最大省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分配量和流出量并不一定成正比。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为什么山东和四川中银片流出量出奇高的问题，和分配量的关系不大。
现在疑惑的是山东和四川的流出量为什么会大大高于其他省份的流出量，这和分配的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原因，因为河南人口比山东多，但是他并没有像山东和四川那样出现极端的流出量。这个流失量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真的被窗口售出，另一个就是被截留。 但是河南并没有按分配的比例流出那么多的量。当时的封片收藏不热，所以中银之前包括之后发行的封片在各省销售后都会有积压库存。但是山东在短时间内能从窗口销售出那么多吗？河南流出的片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应该参照河南流失量来比照山东的流失量从概率上来说更为合适一些，即使两省窗口实际销售量有些偏差,恐怕也不会太大，比较具有可比性。
三，对山东真的从窗口销售出那么多的中银片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90年时封片的收藏还很不普及，绝大多数的集邮爱好者没有收集封片。根据公告山东和四川两省的流出量几乎占到了总流出量的一半，很怀疑这两个省的封片收藏爱好者真的大大高于其他省份吗？这些统计的流出量真的从窗口卖出了吗？我一个朋友当时在新疆鄯善，正好赶上这里提前销售中银片，他收藏邮票很早，收藏的邮票也非常多，但当时也就买了一片中银片，说明当时的封片收藏还是非常冷门。
关键一点是各省的违规提前销售。我们集邮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些热门票品的发行当天，会有一些急于拿到邮票的朋友在当天去门市部购买，而更多的人一般都是在周末或者更长的时间去购买邮票，当时已经开始有邮票预定，非常多的所谓的集邮爱好者平时几乎都不去门市部转，只是有邮票发行的时候或者过后才去取票。当初收藏封片的人本身就不多，集邮爱好者因为工作等原因平时能去集邮门市部的人也不多，那么即使提前销售了中银片，能够知道的人本身就不多，而这些知道卖中银片的里面又有多少人在收藏封片？应该是更少。因为我当时虽然集邮多年但是并没有集封片，所以邮资封片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关注它，即使知道在卖邮资片，也不会去买，这是当时的现实状况。所以我对于山东真的从窗口销售出那么多的中银片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四，七万多流失量里包含某些截留的部分
当初报的7万多的阶段性流出量，里面应该是含有某些省份私自截留的部分，特别是山东和四川这两个省极端的流出量，我们真的相信他们全被卖掉了吗？即使其他流出量比较少的省份，我们又能肯定不存在截留吗？当时集邮销售中的腐败现象已经出现，我们不能把他们看得那么清廉，只要有钱赚，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在邮政高*压政策下，会不会有截留的部分被收缴回来？这些都是认真思考的问题。20120617——20120618青峰
片蓝流失量研究后记 上海华先生
片蓝流失量的研究写作，起源于不满何金钢对赵复兴及片蓝的小品污蔑。当时我对片蓝流失数只知道有两个说法，一个讲一万，一个讲七万，谁对谁错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观点主张者的原文。于是我发文问赵复兴，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为了避免唐突，我加了一个赵复兴热衷的缩普问题一起请教。
从赵文最初的回答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已身心疲惫，没有新鲜感，没有动力。但是从传来文章看，我已明白大体的对错，看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价值，于是就决定帮他忙，做进一步的探讨。我请他传来几篇原文。由于几个来回的交流，影响慢慢大了，涉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武断的谩骂、反对多起来，但也吸引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常来常往先生，他发文谈了给我启发的观点，并及时把通报原文全文登了出来。
我的朋友探索先生叫我注意这篇文章，我当然明白，那很象是要帮助我。我最初的的社会职业是文章解读，于是决定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来论证。文章草稿后，我想做些实证，补救单纯推理论证的不足。于是我找了一个市场大佬，认识有10多年了。问他对片蓝流失量有什么看法，他说，知道啊，有定论。文件上说的，是七万。我说，除此以外还有证据吗？他说，有啊，有个叫大裤衩子的，辽宁人，他最多时一个人有3万枚。我说，不会吧，我现在就是和他合作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再说下去，我确信，七万论是包含着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成分。于是我决定，到此为止，先发文献评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天堂不是一步到达，其他以后再说。
以下是引用上海华先生在2010-8-8 15:22:00的发言：
我已经全部编辑好了，刚刚修改完毕。随时可以发出来。前面两段是第三部分的基本内容，在全文里做了目录编排和加尾语。共8000字。老赵，基本内容你已看到，序和尾已有，序如前，尾很短。你可以去写个按语，作前言，把你20年的片蓝观感讲一讲，显示你文章主导和当事人的特点，也增加文章吸引力。看到全文后，你再推敲一下。
《七万,还是一万？》感言！—赵复兴
片蓝问世20年了。说心里话老生跟片蓝有着一段割舍不断的感情，20年的孜孜不倦终于感动了上苍，华先生您辛苦了！20年来，在我接触片蓝的过程中没少预见贵人。今天你的《七万，还是一万？》关于“片蓝”流失量的还原历史真相文章！一旦发表必将语惊四座、轰动整个集邮界，甚至会影响到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内外集邮人士对【中银错片】收藏价值的重新评估。同时，也将促使国家对解密“片蓝”的流失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由于时光流逝，大裤衩子也已从壮年变成老生啦，真盼来那一天也高兴不起来了，这也是老生最心酸、最遗憾的事。唉！这也许都是上帝的安排吧。哈哈！
手中最多时已达近千枚的“中银片”竟被“咕咚”成8000片，还什么“如果流失量是七万，他手里得有15000片”。好一个天方夜谭！经历这20年的风风雨雨，切身体验到了什么叫“人言可畏”，什么“叫杀人不用刀”啦！到目前手里的片蓝由于各种原因也所剩不多了，前几天“片蓝”被一些人给忽悠到了2000元，有人急用钱给老生打来电话，19500买了10片，实话实说，那时老生再看到76407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了。如果有便宜的还想再买点留给后人。
可以想象20年前，一个卖大裤衩子的,他的经济能力。民间借贷都是高息又没有抵押能借到多少？这是其一。其次，《中银错片》面世没多长时间就到80元了，又没多长时间就过200了。到91年已达600元/片。再次，由于是高息借贷，为还贷就必须做流水。第一、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第二、又哪来那么多钱？无非是本人由于对该事件的敏感加上自己的判断能力，而敢先于别人全力出击而已。记得当时听说唐山提前出售了，去了趟唐山就收到20几片。什么他手里能有8000片云云，那是寓言故事《咕咚》演绎的现代版！至于“最后一贫如洗”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贴边，做流水到3000—4200元时也没少吃货，真就奔一万去了。哈哈！结果全部套牢。—赵复兴
老生亲身经历了“片蓝年代”，不管什么文件、什么内部通报都骗不了老生。 其实，当年包括借贷全力收有近千片，刘格文发表在工商时报和北京日报上的报告文学中，却提到东北大裤衩子收走七、八千片。当时我们从未谋过面，当我们初次见了面彼此哈哈一笑。他说：“我也是听说的”。他这一听说不要紧，使笔者红遍了大江南北，还把“大裤衩子”推向了国际舞台，被收录到《世界商战》而誉满全球！因此，什么通报、什么文件？在老生这儿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绝对相信当年的“老乡”加上自己的亲历与实践。“9780枚左右”或“不到一万片”千真万确、不会错！
这本是1991年邮电部的一份内部通报，老生是在18年后的2009年才见到文件全文，并写下《"中银错片"流失量剖析》和《"片蓝"流量的再解析》。以前只是听说，以讹传讹。其实，所谓文件中通报的76407绝不是《中银错片》流失的最终数字。在91.1.25发出的通报中已经讲得很清楚，是截止到90.8.15的统计数字，中间相隔160天！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不仅这近半年时间一直在工作，即使是在91.1.25通报发出时、收缴工作仍没有结束。
最后到廊坊造纸厂销毁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据笔者获取的零距离信息得知，“中银错片”从开始流失7万多到最终追缴结束决定销毁前，还有近万枚无法追回，大约9780枚左右、不到一万片。
看来当年发表《"片蓝"种种》里的76407，是缘于徐国忠先生对46号文件的错误理解。他在文中说“中银错片流失76407枚，国家早有定论，就不要再争论了”。其实，46号文件是阶段性总结的一份内部通报，是为严肃纪律、督促更好的完成下一步的收缴工作。收缴完毕直到销毁前的最终数字至今也没有公布，说明“片蓝”流失量属于国家机密！下一步就是国家什么时候能解密的问题了。相信会有这一天！
至于《中银错片》到销毁前流失了9780枚左右或不足一万片，笔者并不需要谁相信。但，笔者不但相信这位“老乡”的零距离信息，并还抢占了先机、底气十足的付诸了实施，成为了闻名全国邮坛的“大裤衩子”！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老生虽已年愈古稀，还得提提当年勇啊。哈哈哈哈！！！
回顾：《谏言东方君》——赵复兴
刚看到锁帖，一万个没想到！也不理解。这怎么能叫吵架贴呢？应该说是集邮界解疑悬案、还原历史真相的一次个人之间的探讨与交流。而且在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被突然锁帖，是对10000多次点击人极大地不尊重。在同邮友的讨论与交流中，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害怕？还千方百计的用粗暴的言辞去sao扰呢？某些人之所以结伙对【片蓝】不依不饶的咬住76407，是司马昭之心、已昭然若揭。其实，这个76407都是来自徐国忠的一篇“片蓝种种”的文章。文章中所提到当年的46号文件，20年来大家谁都没有看到过文件的全部内容。是徐个人对该文件的错误理解，所谓的76407并不是销毁前的最终数字。而人们就这么一直的以讹传讹，更是被一些别有用心人所利用。利用它的知名度和它的珍邮性质，尤其是咬住文件中的76407，来抬高他们自己炒作的“骗红”的价格，都要拿各自手中的“垃圾”PK【片蓝】，都想一夜暴富！结果，套死一批又一批的投资者。请大家看一看交易频道都是些什么东西？真正大家投资了十几、20年的邮品还都在套牢，而这几年发行的什么这个错、那个错的“垃圾”涨了20倍、50倍，甚至还有人欺骗说：能涨到千元、万元，成为“百万元珍邮”。把邮人、邮市引入了歧途！
东方君：你的这个突出其来的锁帖，是锁在解疑悬案、还原历史真相接近尾声、接近明晰的关键时刻，是快爬到高点给撤梯子！其实你东方君也参与了跟帖，并还有观点。东方君：你是论坛最高长官、是版主，可作为邮品投资人，我们应该都一样，没有高低、上下之分，无非是投资理念与投资品种的不同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也曾有过碰撞。作为论坛版主，你当然有权锁帖。但，作为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你，在决定锁帖这样敏感的问题上应慎之又慎，至少要严格按制定的规则处置。否则就可能由于利益链而有偏袒之嫌。你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明显有纵容谁、压制谁，涨谁威风、灭谁志气的倾向，是给对方辩友发出的一个错误信号。因此，东方君：你看一看开天辟地在被你锁的帖子里，由开始挑衅式的活跃到后来的理屈词穷而销声无息。再看看他现在那个嚣张劲儿，什么“不管你怎么忽悠，中银的量也是7万！给儿孙积点德！任凭你信口雌黄，也骗不了任何人！”其他人也是……。被你锁帖里的反思、探析、争论及评价，已有近10000多人观看了，已经深深的印在邮人的心里和脑海中。假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靠锁贴是锁不住的！靠以讹传讹更是枉然！有人搬出了《中国邮票史》，里面记载的根本没有76407的字样，其根据依然是“片蓝种种”，真是荒唐至极！当然，在中国，超过20年的错案不能平反也不新鲜！
|
发表于 2017-10-24 22:16:04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发表于 2017-11-16 15:07:46
